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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突出“两改”，即节能改造和安全改造。围绕钢铁、有色、石化、电力等重点行业“一业一策”实施节能降耗改造，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淘汰“超龄”“到龄”的机床、化工装置等设备和消费品，及时更换安全隐患产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实际上，中国并非对危机熟视无睹，而是理性地提出了中国方案。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习近平主席围绕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成为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中方立场文件。

　　　　得知消息后，申军良愣了几秒钟，语无伦次地说：“走在路上15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但我也很担心，那些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怎么办？”

　　　　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贵州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周建琨受贿一案，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周建琨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查封、扣押在案的周建琨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中新网厦门6月15日电 (郑江洛)15日，第十六届海峡论坛·两岸基层调解员联谊交流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来自两岸的基层调解员代表围绕“扩大调解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共同探讨调解工作的创新发展。

　　“调解员的使命是解决具有争议的纷争，促进和平解决问题，他们通过促进对话、协商和达成共识来帮助参与者解决问题。”台湾调解联合协会秘书长林森斌说，两岸在调解的程序上虽不同，但在纠纷争议解决上“大同小异”，都需要保持中立、善于倾听、建立信任、保持冷静和耐心。

　　林森斌已参加十余次两岸基层调解员联谊交流会，他认为，通过这一平台，两岸调解员以实务作为讨论基石，调解工作的经验分享和交流互鉴十分有意义。同时，台湾调解员能更直接地了解大陆调解制度的生机与活力，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

　　台湾调解联合协会监事萧会元有着二十年左右的调解工作经验，参与调解过多起涉两岸纠纷事件。他看来，随着台胞在大陆投资创业人数的增加，需要加强两岸间的纠纷调解工作。

　　“两岸基层调解员各有特色，大陆调解员在调解文书的制作上，更为详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岸的基层调解员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同时，他想通过该平台，更深入了解两岸间调解工作的差异性，以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

　　自2011年第三届海峡论坛开启以来，两岸基层调解交流今年已是第14个年头，交流的人数不断增多，参会的两岸嘉宾累计达到近2000人(次)；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已覆盖台湾各县市和大陆30多个省份(交流的形式不断创新，逐步从福建一省主办发展到浙江、广东、江苏、湖南、安徽等兄弟省份共同协办、联办。

　　今年此项联谊交流继续拓展到兄弟省份，台湾基层调解员一行还将到贵州省考察调解工作，持续放大两岸基层调解交流的范围、规模与影响力。

　　“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血脉相连、渊源深厚，处在两岸融合发展前沿。”福建省司法厅副厅长柯南木介绍，近年来，福建省推动设立大陆首个涉台海事纠纷解决中心、全省首个涉台仲裁中心，开发台湾公证文书比对核验系统，为台胞台企提供高效便利的涉台法律服务；在全省指导设立42个涉台调解组织，选聘近200名符合条件的台胞担任人民调解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促进两岸同胞互信融合，共同发展。(完) 【编辑:田博群】

糜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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