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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通话的有关情况并强调，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中方一直在为和平发声，为和谈尽力，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中方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环保”为名，出台《通胀削减法》及其实施细则，以使用美国等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针对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补贴政策，将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排除在外，扭曲了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违反了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规则，中方坚决反对。

　　　　她到访的第一站是日本，并先后参观了东京大学卡弗里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和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她发现，日本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和项目经费是基本脱钩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组织学术活动和开展学术交流，不允许用于薪资。相应地，政府会给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充足经费来保障科学家收入和博后以及学生的工资，无需科研人员自己承担。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中新网5月17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负责人王心同介绍，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生态保护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补偿资金规模是逐年增长的。《条例》的出台，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责任，提出了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的方式。

　　王心同表示，在稳定中央财政投入方面，中央财政实施分类补偿，是现阶段生态保护补偿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巩固和拓展已有成果，《条例》在现有的分类补偿方式基础上，明确国家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扩大补偿实施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这将有利保障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持续投入，稳固生态保护政策体系的基本盘。这一基本盘就是让生态保护主体吃下“定心丸”。

　　王心同介绍，在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中结合当地实际做出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生态保护补偿的重要补充。《条例》一方面明确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分类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也为不同地区之间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形成各级政府共同投入、流域上下游共抓保护的格局。

　　王心同表示，在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方面，《条例》提出了社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的多种方式，其中既包括建立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碳汇权益等交易机制，推动交易市场建设，也包括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惠益分享机制，还包括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等。这充分体现《条例》是对生态保护者利益的保障，能够更好激励人们履行生态保护职责，让社会主体从守护绿水青山中得到实惠，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的更高水平。就是说，有效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生态保护。 【编辑:刘湃】

潘冰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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