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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政知君了解到，“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中新网5月17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负责人王心同介绍，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生态保护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补偿资金规模是逐年增长的。《条例》的出台，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责任，提出了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的方式。

　　王心同表示，在稳定中央财政投入方面，中央财政实施分类补偿，是现阶段生态保护补偿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巩固和拓展已有成果，《条例》在现有的分类补偿方式基础上，明确国家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扩大补偿实施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这将有利保障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持续投入，稳固生态保护政策体系的基本盘。这一基本盘就是让生态保护主体吃下“定心丸”。

　　王心同介绍，在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中结合当地实际做出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生态保护补偿的重要补充。《条例》一方面明确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分类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也为不同地区之间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形成各级政府共同投入、流域上下游共抓保护的格局。

　　王心同表示，在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方面，《条例》提出了社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的多种方式，其中既包括建立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碳汇权益等交易机制，推动交易市场建设，也包括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惠益分享机制，还包括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等。这充分体现《条例》是对生态保护者利益的保障，能够更好激励人们履行生态保护职责，让社会主体从守护绿水青山中得到实惠，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的更高水平。就是说，有效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生态保护。 【编辑:刘湃】

　　　　与全国其他城市类似，淄博房地产市场也曾经历过辉煌时期。2017年，淄博的楼市异常火爆，核心区域甚至出现了一房难求的情况。但自疫情暴发以来，淄博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入市项目同质化竞争严重，并陷入价格战。

　　　　据当地媒体武汉晚报报道，五一期间，武汉市的导游非常紧俏，团期都已经安排满了。湖北金牌导游杨飞虎介绍，其负责的工作室有100多名导游，五一期间将全员上阵，“我自己都得上阵带团，实在是导游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