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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国足协确定了16个部门负责人。其中引起球迷和媒体广泛关注的董铮，在16个部门中身兼三个“一把手” ，分别负责中国足协市场开发部、福特宝公司、中超公司，都与足球的商业开发有关。

　　　　吴谦：本月中旬，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与北约国际军事参谋部合作安全部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双方防务交流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就北约东进亚太、台湾问题等表达关切、阐明立场，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对话。此外，本月以来，中方还分别与欧盟、德国举行了安全政策对话、国防部工作对话。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6月1日起施行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记者潘卓然)国新办17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有关情况。作为我国生态保护补偿领域首部法律法规，《条例》将于6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郭兰峰表示，《条例》以补偿为纽带、以激励为手段，坚持生态富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搭建起生态受益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让当地老百姓保护生态有益可得，激发全社会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将保护生态环境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

　　《条例》有利于推动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区域间合作、推动生态保护主体的正向激励。郭兰峰表示，此前相关部门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措施效力不足，新出台的《条例》更具稳定性，能够让参与生态保护主体的预期稳定下来。《条例》还探索形成了“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治理新格局，有利于提升各地区的主体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公共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合作。

　　生态保护补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生态保护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补偿资金规模逐年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负责人王心同表示，《条例》的出台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责任，提出了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的方式。

　　在稳定中央财政投入方面，《条例》在现有的分类补偿方式基础上，明确了国家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扩大补偿实施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在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方面，《条例》明确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分类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在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方面，《条例》提出了社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的多种方式，包括建立健全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推动交易市场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惠益分享机制等。

　　《条例》提到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胡汉舟表示，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立既要考虑科学性、合理性，还要考虑可比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和课题研究，国家统计局联合发改委、财政部共同在国内首次印发了《生态保护统计指标体系》，共设了32个监测指标，重点反映生态保护补偿总体水平，以及各类型的补偿规模、补偿的综合成效。

　　中央财政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条例》提出，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纵向补偿。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负责人邸东辉表示，财政部同步推进综合补偿和分类补偿。综合补偿主要是通过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引导地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支持生态环境重要地区从整体上提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分类补偿方面，主要是通过中央财政一系列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等生态要素开展保护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偿。

　　邸东辉表示，下一步，中央财政将继续完善对生态保护的财政纵向补偿政策，推动构建稳定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机制，提升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生态保护整体效益。(经济日报) 【编辑:陈海峰】

　　　　这个五一，注定有点不一样。于国家而言，出行热潮叠加消费旺季，正是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于个人来说，“自由行”的同时或许还面临“人从众”的“盛况”。身处其中，更能感受中国经济活力释放的韧劲；观察一域，亦能管中窥豹，看见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吴谦：本月中旬，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与北约国际军事参谋部合作安全部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双方防务交流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就北约东进亚太、台湾问题等表达关切、阐明立场，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对话。此外，本月以来，中方还分别与欧盟、德国举行了安全政策对话、国防部工作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