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纳集团总经办黑不黑：“数字敦煌”为中国文物数字化行业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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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以经济工作组为例。最初，工作组谈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双边经济关系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到了第三次对话时，工作组谈的问题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
中新社兰州6月15日电 题：“数字敦煌”为中国文物数字化行业定“标”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李亚龙 高莹
千万年以后，丝路沿线的珍贵人类文化遗产，如受不可控的自然灾害而毁于一旦，其留存的大量数字化资源可让它完整复原。这一“复活术”是敦煌研究院基于“数字敦煌”项目30多年探索实践，编制完成的中国文物数字化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并形成丝路文物数字化成套解决方案和装备体系。
“多年来，中国文物数字化行业的数字化建设是五花八门的，彼此之间的格式数据或采集数据很难形成兼容、互通或共享。”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宏15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介绍说，由该院主导完成的文物数字化规范工作流程和行业标准，将加快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信息的抢救性科技保护进程。
中国文物数字化建设未来都将采取的这一“标准”，是在敦煌石窟295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186个洞窟的图像拼接处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7处大遗址三维重建，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5万张历史档案底片的数字化扫描等工作中，逐步探索总结和研究所得。
同时，敦煌研究院近年在为新疆克孜尔石窟、山西芮成永乐宫、四川阿坝州甲扎尔甲山石窟等中国9省区市22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受邀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遗产，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撑和工程实施中，亦为制定“标准”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实操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樊锦诗提出“数字敦煌”的概念。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经过三十年的探索与研究，研发了一整套适合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实施了“数字敦煌”项目。
“数字化的过程，既要保证采集图像的清晰精度，又要保证光线均匀、色彩高度还原，还要让单幅原始图片能拼接成一个整幅壁画，最后还要能整窟复原出来。”丁晓宏分析说，尽管数字化采集设备已升级至第四代的自动化，但根据洞窟形制的不同和墙壁曲率变化，“文物悉数走出洞窟”仍是一个漫长过程。
丁晓宏说，“数字敦煌”被提出后，几代莫高窟人都一直在与时间赛跑进行抢救性保护，把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彩塑等空间信息尽快采集下来。直至十年前举办首场“数字敦煌”展览，让不可移动的敦煌文物从莫高窟走了出来，“数字敦煌”项目在加速数字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数字化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利用。
此后多年，敦煌研究院利用海量数字化资源，通过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创新设计理念，将科技与艺术融合，在世界各地举办了30余场次的“数字敦煌”展览。为了让更多敦煌文化爱好者一睹真容，针对世界不同人群差异化的文化需求，该院还于近年通过线上密集分享各类数字化成果。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实现全球共享，用户遍布78个国家，累计访问量超过2000万人次。2022年“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6500余份高清数字资源档案向全球开放。2023年“数字藏经洞”让海内外的敦煌文物得以新的方式重聚、重塑、重现、重生。
“现在有了行业标准之后，中国文物数字化成果不仅是通用的，而且真正实现了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丁晓宏表示，数字化不存在伤害文物本体的风险，可围绕其做各种加工利用的拓展尝试，不仅传播和使用范围不再受地域时空限制，也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安全高效流动，是中国文博领域内一次全新的探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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